青海湖牧民保护湿地的五个心愿叉毛蓬

青海湖牧民保护湿地的五个心愿

5月25日消息：民间环境保护活动本质上是一种“社会信托”。被称之为环保人士的参与者们，为某个生灵而拼出自身的血汗，而被称之为“资助者”的社会公众，也都怀着美好的心愿把自身的能量释放出来。双方之间是一种互信关系，这关系不是购买，不是投资，不求回报，不求服务。大家一起往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向用劲，甚至没有一点“让生态回报人类”的自私之心。生态不会报复，也同样不会“懂得”回报，生态自有其表达和呈现的方式，你可以违逆它，也可以顺应它。说到底，自然与人类之间，本来并没有那么多功利的互动，由此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人，也首先需要除掉这些“功利的枷锁”。

青海湖边的牧民南加，和他的女儿白玛措、儿子桑杰一起，和他的邻居们一起，和青海湖边所有自愿参与环境保护的人一起，正在向我们诉说一个简单的真理：保护，只有心愿，没有目的。

第一个心愿：我想租下邻居的一千亩草场，至少可以让一百只普氏原羚安全地生活

南加48岁，体格健壮，脸色仍旧是高原人常见的那种“高原红”。他新近买了一台皮卡，花了10万多元。开着车，外表上似乎阔气了一些，可他的家底一下子就薄了。今后的日子怎么过，他多少有些焦虑。他买这台皮卡不是为了做生意，更不是为了自己过开车瘾，而是为了方便给普氏原羚送“救命草”，也方便往沙地里种树时运载树苗等物品。

南加的邻居多杰是无畜户，因此，多杰分到的1000亩草场，有时候就会被牲畜多的邻居转包走。青海湖东岸的草场，由于靠近中国最大的内陆湖，海拔又不算太高，土壤相对肥沃，雨水和阳光也都比较照顾，每亩草原的“草料生产能力”比较高。别的地方，养一只羊可能需要 15亩草场，这个地方，可能10亩就够了。但当地人除了牛羊没有太多的谋生出路，当生活进入一切需要用钱来支付的时候，如何让草场通过牛羊变成越来越多的钱，就成了当地牧民非常本能的追求。有的人家，1000亩草场，养上了三四百只羊。所谓的三四百只羊，按牧民的习惯，是按照母羊的数量来算的，公羊在群里占的数量很少，而新生的羊羔，往往是当年就会被卖掉，因为现在社会上流行吃羊羔肉。

草场养的羊太多，草场就退化得很厉害。草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单一，沙子越来越多，网围栏越封越紧密，草原再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差。可大家都像看不到这个恶化趋势似的，虽然这样的草场上养出的羊，身体越来越瘦，得病越来越频繁，母亲掉羔、成羊掉膘、幼羊夭折的概率越来越高，但大家很少有人肯减少牛羊的数量，让草原喘口气。而由于将近二十年的草场承包到户政策，邻里之间全用铁丝网隔断开来，草原上原来混沌发展、互相救济、互相协作的精神也在慢慢淡化或者丧失。

养羊确实是挣钱的。一只羔羊出栏时，少说能卖700元以上，而一只羯羊，也就是成年的羊出栏时，少说能卖1000元。如果一个人一年能出栏100只羊，就是10万元收入。而养羊的成本不算太高，再加上剪羊毛还可获得的一点收入，如果经营得好，草原和牲畜能够保持基本的平衡，日子过得并不差。

想要养更多的羊，除了糟蹋自家的草场，拼命增多牲畜数量之外，还有一个办法，是转包别的无畜户的草场。

南加敏感地注意着周围邻居草场的变化，每看到有人的草原在退化，他就想去劝说人家减少一些牲畜，哪怕为了未来长远打算，甚至想劝人家像他一样种树、植草、治沙、保护湿地，做一做草原生态恢复的工作。但由于无法给人家提供“生计替代”的新出路，劝告的话多少难以出口。

但看到多杰的草场闲下来，而且马上很可能被别人租走，他很着急，他想出20000元左右，把这片草场租下来。“那样至少可以让100只普氏原羚在里面安全地生活。草原是需要有牲畜的，但不能过多。如果能够长期租用这1000亩草场，不仅可以让草原保持健康，也可以让普氏原羚得到一小块休养生息的地方，那么它们的种群就可能得到缓慢的恢复。”

可他买了皮卡之后，家里的钱不多了。他有些怅惋地数着日子，每一天都在担心草场被别人抢先租走了。

第二个心愿：我希望女儿白玛措能够有机会重新上学，像我的儿子桑杰一样，得到好的教育机会

南加的家，在青海共和县倒淌河镇，离青海湖东种羊场只有7公里。过去人们总嫌当地千万年来培养出来的物种这不好那不好，于是纷纷成立了良种场、改良场之类的“技术推广站”，结果，选育出来的品种不符合当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，有的肉质很好，但不耐寒；有的皮毛很好，但吃不惯当地的草，只能舍饲。而传统品种由于改良时的一些极端政策，经常被成批成批地彻底淘汰，导致想要恢复时，甚至无法找到足够强壮和丰富的基因量。湖东种羊场也经历了各种社会变迁，目前面临艰难的转型。南加所在的“村子”原来曾经被种羊场“兼并”，后来种羊场濒临解体时，又把村子还给了牧民。

1998年以前，南加还在青海一带到处做生意，收药材，也收天珠、玛瑙等贵重物品，后来他回到“村子”，专心地经营草场和牛羊。而吸引他固守家乡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想保护普氏原羚，想恢复草场，想保护湿地，想把湖边散落的白色垃圾都捡光。

南加的女儿白玛措，今年19岁了，过去成天跟着他巡护普氏原羚，捡垃圾，种树，事情分摊了不少，上到小学4年级，就没再读下去。现在，要么在厨房里忙着熬茶煮肉，要么是帮着收拾日益庞大的“家”。

南加的家，不仅仅有个“保护站”，而且有一个由六排“普氏原羚救助房”构成的青海湖普氏原羚救助基地。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，南加救护了8只普氏原羚和3 只藏原羚，他的事迹被广泛传播后，得到了青海省林业厅有关部门的重视，有关部门出了200万元，在他家门前建造起了至少可以一次性救护10只普氏原羚的房舍，每间房前都有将近两米高的金属围栏，围出了一片十多平方米的空地。这样，一只普氏原羚万一被救下来，可以单独在一个足够安全又相对宽广的“救护处”里慢慢地复原。同时，南加还准备把救护基地作为公众宣传教育基地，因此，他又修起了另外一座房子，十多间屋都还空着，准备当宿舍、会议室、科普室。

房子需要打理，需要白玛措和她母亲的巧手去帮助维护。有时候，南加会感觉到对不起女儿和家人，会涌起让女儿重新去上学的愿望。

南加还有一个儿子，叫桑杰，马上就7岁了，他和姐姐一样，从小就跟着南加一起做这做那。南加这次铁了心，一定要把儿子送去上学，虽然上学比以前来得艰难了。青海和内蒙古等地，正在推行“撤村并校”，人数少的地方，都不再建设学校，被公认为最适合牧区特点的“帐篷学校”，早已经消失了。“现代化”的先进学校统一盖在某个城市的某个片区，孩子们不管年纪多小，都要走很远的路，才能上学。桑杰上学可以勉强通过寄宿和皮卡的接送来解决，但白玛措如何再上学，却是很让人困扰的事。南加能想出来的办法，是让这个青海湖边的公众环境教育基地尽快成形，来这儿的人多了，白玛措跟着一起学习，应当也是可能的。

“保护站”前面的湿地上，有一片小小的铁丝网围起来的“气象监测点”，是青海师范大学在这里设置的。几年来，很多师生在这里进行生态方面的研究，吃住一度都依靠南加的“救护基地”来帮助解决。他们采了很多标本，承诺把采到的植物标本赠送给南加一份，与南加共同建设一个“青海湖生态科普室”，白玛措可以多多参与，慢慢地提升文化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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